第一节历史是严峻的,历史又是公正的。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向党和人民致了最后的军礼。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第一节“乾纲独断”和坚守岗位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点名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的一张大字报的全文,陈毅很感意外,连夜去询问周恩来。5天前,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评了贴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周恩来现在却告诉陈毅:他刚才接到康生电话,说:毛泽东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国。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陈毅惊讶,一时语塞。似这样令人震惊的意外之举,近几个月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4月中旬,陈毅夫妇陪同刘少奇和夫人出访后回到昆明,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陈毅走进会场,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时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二月提纲”突然定性为“反党纲领”,彭真因“反党错误”被撤职后隔离审查。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5月16日,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2天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泊达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为其制造舆论扫清道路。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

  这些事,不仅是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6月初,《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积极进行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后,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8个工作组。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对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辞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并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地举行。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①“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中共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盛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优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3个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异常严酷: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轰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象快刀割韭菜,一倒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责,陈毅义正辞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①姬鹏飞1982年11月与《陈毅传》编写者谈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意见!”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陈毅的举动,当然会被某些人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围攻。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在围攻中,陈毅大义凛然地说: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绝不会比你们差!也绝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这八篇讲话是:

  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当然,炮弹也有带糖衣的。在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上,江青亲自把陈毅的夫人张茜请上主席台并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陈毅明白江青的潜台词: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讲话,老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毅。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对当时他个人处境的分析,1971年,陈毅在301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毅在政治局分工还管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他不能不吭气。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包头钢铁厂最近运到一批机器,是从苏联进口的,拆箱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坏的,中方要求退换。苏方派出的4名专家来作技术鉴定,然后再作定论。苏联专家一到包钢,就被造反派包围。他们还精制了高帽子,准备拉“苏修”专家在全厂批判游斗。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一个普通、具体的外贸交涉,顷刻之间,就可能变成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的导火索。情况迅速报告到北京陈毅办公室。陈毅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自给包头钢铁厂挂了电话。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厂长去贯彻陈毅“不准许把国内斗争方式用以对外”的指示,造反派不但不听,反把厂长也“架了飞机”批斗。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陈毅第三次电话打给造反派头头:“小同志,我相信包钢红卫兵是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是顾全大局的!你们一定能使苏联专家尊重事实真相,一定能说服他们在退货协议上签字的。我在北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造反派终于接受了陈毅的意见。这样一个具体问题,非要一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处理,而且整整花了一个下午。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8月24日,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提议要陈毅当“红卫兵司令”。陈毅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空喊口号!”8月下旬,陈毅派人赶到干部宿舍,制止外交部造反派的抄家行动。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事后,又找造反派谈话,苦口婆心劝导,使造反派又恢复了对陈毅的信任。9月上旬,外办召集了外事工作座谈会。9日上午,一向着装洒脱的陈毅,穿上一套绿军装,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威风凛凛。他开口直切主题:“你们没有给我戴高帽子,我来讲一讲,帽子天天戴嘛,怕什么啊!无非比我这顶高点么。我坚决不同意国庆少接待外宾,我就为这句话来的??”9月下旬,国务院总结会上,陈毅结合汇报外事口运动的情况,阐述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陈毅认为,“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应是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他说:因此他在外事口主要抓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毅亲自动员群众给领导,首先是给他自己贴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外事口各部门党组成员,包括陈毅自己,都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泄露外事机密为原则)作了自我批评。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外事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真正打倒的一个也没有。经过群众运动“洗澡下楼”,全部可以过关。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同时,陈毅还检查了自己求稳怕乱的思想,外事口派出的工作组的错误,他要负领导责任。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鉴于外事口既发动了群众,又坚持了党对运动的领导,与那些党委被冲垮,运动乱成一团糟的部门比,要算比较正常的。外事口的运动获得国务院的好评。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陈毅并非好大喜功之人。但是,这一次外事口的运动获得的好评,陈毅确实引以为荣。他一改讳谈自己成绩的习惯,在以后好几次外交系统的会议上,都不掩饰被评为“基本守法户”的快意,以鼓励大家敢于领导运动的信心。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陈毅不仅敢讲话,他还考虑得更远更深:青年人有热情,但是缺乏斗争经验,他不能看着他们犯错误。他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他的战斗岗位不仅在外事口,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有责任引导青年走正路。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这天,身穿军装的毛泽东主席又一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陈毅习惯地行了标准举手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握了手,然后挽起陈毅的胳膊,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了问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说:“主席,我还有个想法。”

  报导是这么写的: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第二节 挥戈上阵与“二月逆流”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以他特有的拖腔拉调,得意洋洋地给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加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政治帽子。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本来,对于这种政治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有争论,一直没有通过。3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对林彪根底了如指掌者,陈毅算得上是一个。1927年8月10日,陈毅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委派,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林彪是七连连长。红军时代林彪的投机行为,陈毅记忆犹新。林彪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政变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高喊“文化大革命”是“罢官运动”;林彪对毛泽东“一句顶我们一万句”的颂扬、“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诚”,等等等等,深知林彪底细的陈毅不难看透林彪挥动红语录的表象后面,掩盖着什么样的居心。1966年9月,陈毅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全体人员大会上毫不隐晦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有的人嘴里说得好听,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主席思想办事;别看他把主席语录本举得很高,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陈毅憋不住地想把他的优愤吐露一些给老战友,他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找到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指着玉带河里倒映着的一条“打倒×××”的标语,“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者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

  仅仅过了两天,10月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打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旗号。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是中共各省市委、各部局党组的“第一”书记们。

  毛泽东 林彪

  中共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个风口上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正是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的12个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是三反分子,我这个党的主席是什么呀!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然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作为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在这种高压之下,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谈何容易?!各地“父母官”心情的压抑难以名状!他们处境的危殆更显而易见!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他在这次“家宴”上的某些话是不寻常的:“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施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元帅最后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而元帅自己,忧党忧国,忍无可忍,也准备挥戈上阵了。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1966年11月13日下午,面带微笑的周恩来总理和陶铸副总理率先,军装严整,步履稳健的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元帅和风度洒脱的“便衣元帅”陈毅随后,在工人体育场内绕场一周,与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见面。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周恩来太忙,接见后与陶铸提前退常4位元帅在肖华主任陪同下落座主席台。陈毅在年轻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走上讲台。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

  这是11月份以来,陈毅出席的第4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陈毅仿佛在追赶,在拚搏,不断加快行军步伐,而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陈毅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大家不是要作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作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唉,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说其它的恐怕不能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讲话,但是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犯错误比你们多,我这一点有资格讲话,你们没犯过我这么大的错误。”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作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学生们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的批评。在这之前,文革小组只讲“群众运动一切合理”,造反派能肆无忌惮,而广大干部和群众愤愤不平。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今天,陈毅这盆冷水泼得太解热了!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台上的老干部不断以掌声感谢陈毅元帅,感谢他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敢讲的话!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4位元帅的讲话稿立即在全国传开了,各盛市委组织宣传车上街,不断播送4位老帅的讲话记录稿,人民群众拍手叫好,非常拥护,一些军事院校也开始扭转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党委硬棒了,敢出来说话了。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绝不会漠然视之。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4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陈毅读到这条消息,勃然震怒,他正气凛然地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王力至今还没有“上断头台”。可是陈毅在半个月之后,当另一大批3万多军队院校师生请他接见的时候,11月29日,他又和叶剑英等一起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了。周恩来总理绕场一周离去,陈毅又开始讲话。这次讲话还是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更高的水平。”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和程度。“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陈毅这次讲话集中批评的就是斗批改中间的简单化、扩大化。他还很真切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钟期光的儿子在外地串连回京,兴奋地向陈毅讲了他在外省所见:一些造反派想冲击省委,门卫的战士毫不退让,他们向群众用半导体喇叭宣传,同时就散发老帅们讲话的传单。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散的是哪一次讲话?”陈毅问。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两次都有:13日的,29日的。”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陈毅脸上现出几分快意。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11月下旬,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总理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下午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欣然前往。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陈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听众们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形势图。在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中,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元帅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1967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陈毅虽然知道国务院公务繁忙,特别是外事工作不能中断,但要他向造反派检讨,没错而承认有错,他想不通,看着周总理疲劳、憔悴的神情,陈毅答应考虑。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一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左派”们喋喋不休地质问和声讨时,陈毅、叶剑英发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总理竟打了瞌睡,十分震惊!两位元帅在回程的汽车中心情沉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下,没有周总理不行啊!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陈毅立即找到周恩来表示:他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外交部工作搞好。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非常高兴,叮嘱陈毅:检讨不要太长,写好先拿给我看看。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形势日趋恶化。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分管经济几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抓走;周总理派人去要,造反派顶住不给,??每想到国家的命运;几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党的干部遭受的摧残;一向刚毅、豪迈的陈毅,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坐立不安,夜不能眠。

  陈伯达倒向林彪

  1967年1月4日,陈毅参加完碰头会,回家已是半夜,突然一声声“打倒陶铸”的口号震颤夜空。陈毅立即打电话询问李富春:“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告之不是。陈毅悲愤至极: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还有什么党纪国法!要是按陈毅的脾气,立那去找造反派辩论,但考虑到对周恩来总理的许诺,不能再给周总理添麻烦,陈毅强压怒气,彻夜写检查直至天明。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作了总结,全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上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进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象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象是卸去沉重枷锁,准备投入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

  1967年1月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取报社和市委大权。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夺权宣言。12日,《人民日报》套红刊登了中央发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轮番接见造反派,集中宣传夺权!夺权!!夺权!!!

  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一时间,夺权的黑风扫荡了中国大地。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身边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吞服几十片眠尔通,含恨辞世。

  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

  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打倒后,人在何处,是生是死,周恩来多方查问,均无消息。

  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1月6日,刘少奇主席突然接到女儿婷婷的电话,说姐姐腿摔断,必须父母签字才能办住院手续。刘少奇夫妇不知有诈,王光美急忙登车赶往医院,半路就被造反派劫持到批斗会常几天后,一个深夜,造反派突然冲进贺龙元帅的家中。幸周恩来将贺龙一家接到中南海,住在自己家。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偌大的北京城,唯一尚未被造反派染指的中南海,其西门、东门,也先后被造反派冲开5次,均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好一番苦劝,才得以维持起码的秩序。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

  这些天,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必要到场的外事活动,他几乎足不出户。他第一次从报上看到上海夺权的消息,异常吃惊,而现在夺权“风暴”已席卷全国了??难道党已经彻底变质?各级政府彻底变修?非彻底夺权不可?!果真如此,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十七年的建设成就岂不全部否定了吗?!陈毅想不通。然而,毛泽东支持“夺权”,在毛泽东的严威之下,谁也没办法,“乾纲独断”啊!

  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陈毅无法阻挡夺权的风暴,但是,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外交部长,他还可以在自己能够管辖的范围内,尽量地减少损失。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1月19日下午,按照与总理商定的办法,陈毅亲自打电话给外办副主任李一氓,嘱他迅速组织外办工作人员“夺权”,以免外事大权旁落,造成党和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

  上海开了夺权的先例,军队院校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恃无恐,无所不为。为了稳定部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看法一致: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无论如何不能乱。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林彪当场也表示赞成。1月初,中央军委向部队发出指示: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联。但是,仅仅过了几天,林彪态度突然改变,竟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公开见诸《解放军报》。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军队又面临巨大的冲击。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1月19日下午,在总政召集的各大军区主管干部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到场,突然发难,给总政主任肖华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大帽子,并逼迫肖华在当晚8时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检讨。是叶剑英报告了毛泽东,才制止了批斗总政主任、大乱军队的阴谋。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1966年11月份,叶帅、刘帅、聂帅均住在北京西山,陈毅与徐向前经常驱车前往,这几位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友,时有会面,一起议论政局,商量稳定军队的办法。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

  1967年1月24日晚,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闯”进林彪住处毛家湾。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徐帅把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告诉林彪,主张军队必须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并请叶帅、聂帅等来共同研究。紧接着就去钓鱼台中央文革研究,并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到钓鱼台开会,共同研究通过后,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提出增加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并提议交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最后形成的军委八条命令,乃迅速发往全军。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还在发展,而且波及驻外使领馆。陈毅担心在国际上闹出大事来,2月6日,陈毅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呈送主席。2月7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为了慎重,不让造反派抓住辫子,陈毅又找来乔冠华、宦乡。陈毅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陈毅布置他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

  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陈毅想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报送中央,请毛主席批准,照章执行。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此时,陈毅在与诸老帅的交谈中,都有一种决战逼近的预感。他们为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已被逼上最后一块阵地。几位老帅无力改变领袖的决心,但是,他们能决定自己的选择。他们已在不同场合站出来正面他讲了许多告诫青年人的话,但是,直接地面对面地斥责造反派的重要头头,还没有人轻试。陈毅首先爆发。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第一个遭到怒斥的,是外交部已经夺得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在机场向陈毅提出,要求在迎接外宾的见报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面,副外长的前面。陈毅一口回绝,他认为外长后面理所当然应排副外长的名字。这头头恼羞成怒,摔门而去。陈毅异常愤慨,他说自己革命40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2月13日下午2点45分,怀仁堂。这里将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爆发一场剧烈的斗争。2月16日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更把这场斗争引向高潮,即以后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出于激愤,他提起皮包,离席欲去。陈毅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毅自己并没有长篇发言,然而,他的发言触到了3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在会议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中可以看到,陈毅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陈毅决不会不知道:“斯大林晚年”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是伟大的;但其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却“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当夜9时许,陈毅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带着怀仁堂斗争的激情,长达7小时慷慨陈词,展开了所有火力,向着阴谋家们猛烈开火!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恶人先告状,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哂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汇报到陈毅的“黑话”时,毛泽东脸色阴沉下来,随即越听越火,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未能实现。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19日晚,毛泽东召来李富春、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于是,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扯大旗当虎皮,向这批开国元勋发起猖狂围攻。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整整一个月里,陈毅白天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谈判桌上、宴会厅里,精神鹰扬、庄谐成趣;晚上,走进“政治生活会”,便成了众矢之的。而这种围攻、批斗每天延续到后半夜。3月18日凌晨“政治生活会”结束这天,陈毅心情激愤地对秘书说:“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其实,这只是拉开了黑暗的序幕。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怀仁堂二月抗争被定为“二月逆流”。从此,陈毅的处境日益困难。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在中央的各种会议上都把陈毅当靶子,批斗一通。陈毅发言,他们抓住个别字句批一顿;陈毅不发言,他们又说你陈毅向来喜欢发言,今天为何不讲话,也得批一通。文革小组一伙还不满足于在上面批,竭力煽动造反派组织群众性批判。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纂改,通过北大、清华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做工作”,实际是给造反派交了底:揪斗陈毅的障碍是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一外、二外造反派组成的“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他们拦截车辆,阻塞交通,妨碍正常外事活动,想压周恩来交出陈毅。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周恩来没有向造反派妥协,他坚持对陈毅的批判要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许在会场悬挂“打倒”和“三反分子”标语。8、9两月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先后组织8次批陈会。每有批判会,周恩来都竭力保护陈毅的安全。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但造反派在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十分猖狂。8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批判会遭到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冲击,冲入外交部院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陈毅。陈毅被困在外交部好几个小时。8月27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18小时的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林彪、文革小组耍尽阴谋,挑起事端,以激怒毛泽东,彻底铲除周恩来、陈毅。然而,算盘未能如意。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①记录稿上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不久,猖獗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捕,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上贴出了由91位司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因为91人大字报为陈毅说了公道话,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昼夜之间“批极左、抓坏人”变成批判“形‘左’实右”,在司、局长和大使等干部中,大抓“反党阴谋集团”。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听到91位同志不断挨批斗的消息,陈毅百感交集,夜不安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动同志们揭发自己,与自己划清界限,免受株连??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发去的一份电报在无意中说了真话:“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哭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姚文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毅在上海的流毒影响很深,很广,必须彻底戳穿画皮,暴露其反动灵魂。为此,上海市常委会编发铅印本《陈毅黑话录》散发社会。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上海××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陈毅投身革命40余年,是党内公认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没有怀疑和否定过。他坦荡地说:到底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自己说了不算,造反派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召开。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陈毅是“九大”主席团成员。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在“九大”上,陈毅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名单见诸报端,从张、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市,有人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署名,给陈毅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是人民的心声。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①王力在1967年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的讲话,公开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第三节 “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自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陈毅的外交生涯就仿佛宣告结束了。除了受批判,无事可做。周恩来了解陈毅及其他受批判者同志的痛苦,经过周密思考,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一项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盛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蹲点调查的地点选择,周恩来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苦心斟酌的:这些单位既要是自己力所能及,有把握保护这些老同志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的地方,又要不让大权在握的林彪、中央文革找借口再做文章。最后,他选定了已被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6厂2校。他在讨论会上说:到样板单位蹲点,有利接受“再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会后,他找来在6厂2校支左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干部,一一亲自交待,必须绝对保证这批者革命的安全,衣食住行都要尽量给以照顾。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陈毅从1969年2月初起,到北京市郊南口机车车辆修理厂蹲点,他住在工厂,参加工厂的劳动和班组会,每周给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一份调查报告,工作十分认真。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帅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主持,对目前国际斗争问题,发表见解。此时,陈毅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中国外交必须有所作为。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1969年3月1日下午3时,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先后步入紫光阁武成殿。从这天至10月18日,老帅们座谈了23次,给中央送上数次报告,对中国外交完成从60年代向70年代的转折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老帅形势座谈会上,陈毅最先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据做会议记录的熊向晖、姚广回忆:陈毅对他们说:“在我们给中央的报告中,要把尽早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作为重要的一条内容写进去。”工作人员担心造反派再抓陈毅的“辫子”,打他“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陈毅毅然决然地说:“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观点一定要报告给毛主席!”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同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奉尼克松总统之命,向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批准恢复华沙谈判。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1969年10月17日,陈毅接到请柬,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体育表演晚会。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等也出席了晚会。表演结束后,在休息室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央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董必武、朱德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强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故向总理提出,自己去开封,让陈毅去石家庄。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陈毅到达石家庄后,仿佛革职为民。重要的中央文件看不到了,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陈毅每周只有3个半天去铁路大厂参加工厂活动,其余时间,和妻子张茜一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

  陈毅是个喜爱到群众中去走动的人,现在想走动一次,需要报告省革委会批准,极不容易。他仅去西柏坡附近的平山县参观过一次,农民群众以玉米饼、地瓜酒热情款待,亲切真诚。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1970年7月,陈毅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厂医给他开了几次止痛片,吃后无效,延至8月底,本想向中央报告回北京治疗,接通知立即上庐山,去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陈毅登机时万没料到:身体上的病痛尚未治疗,精神上又将遭受难以言状的沉重打击。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来被党史界恰当地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和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宪法、经济和战备,矛盾的焦点是在宪法的修改,焦点中的焦点,又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多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很想当国家主席而表面上竭力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企图以此使毛泽东表示一个“我不当你当吧”的旨意,就不但可以巩固自己“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还能把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挑拨离间和投机钻营及时地堵回去。因为这时候,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帮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帮,为了争夺“毛泽东以后”称君中国的地位,已经暗斗得十分激烈了。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为了抢班夺权而密谋的宫廷政变早就在进行准备了。然而这些情况,只身离开北京已近一年的陈毅很不了解,他连普通的文件也难得看到。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毅到庐山后,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能避开华东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恶意纠缠、横蛮斥骂,陈毅倒也心安。虽然8月23日会议一开始,“大批判开路”,批判的矛头立即集中到陈毅等“二月逆流”的“黑司令”身上,陈毅还是很镇定,只听不开口。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8月23日,林彪作报告。报告内容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这位“副统帅”的特长,高度颂扬毛泽东的天才,万分热忱地恳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8月24日,华北组按大会通知讨论林彪的报告,会议开始后,陈伯达、汪东兴走进会常陈伯达异常激动,用他难懂的福建话,重复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当权派在修改的宪法里否认毛主席的天才,有野心,搞阴谋。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反复询问,陈伯达则暗示此人是张春桥。于是,一些不明内情的中央委员愤怒批判这个当权派,同时也猛烈地围攻陈毅,责令这位“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二月逆流’黑司令”明确表态!本来,陈毅对陈伯达的“义愤”不知内幕,不准备轻易表态,只想照例检查一下自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然而指名道姓提出的质问是严厉的,不容回避。而且,对于张春桥这帮人,陈毅的鄙薄和警惕的程度可说更甚于对林彪。再怎么说,林彪毕竟打过一些好仗,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勋,你张春桥这些阴谋家算什么东西!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陈毅作了发言,大意是: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再者:陈毅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群众中锻炼出来的”。“总之,天才这个解释,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天才是对的,生而知之,天生之才,这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还有人出来否认毛主席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这一篇结合历史事实,力图用辩证法和唯物论观点来阐明问题,有理有据的发言,收进华北组第二期简报时,竟被“概括”成一句话:陈毅同志作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华北组第二期简报,连同陈伯达的暗示,立即在其他各组传开了,对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早已深恶痛绝的中央委员们纷纷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异常激烈。那一天,张春桥坐在华东组会场里,神情紧张、沮丧。面前的烟缸,塞满烟头。照他那副狼狈样,不清楚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夺权真相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感到从未有的痛快!凡是熟悉陈毅的老干部,都认为陈毅与他们是心灵相通的。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深怀疑忌了。林彪所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种提法;还有“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等等,都说明林彪在企图把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已经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这就是十分危险的。而今,林彪又想进而取得行政大权,毛泽东立即察觉了林彪的用心。8月25日,分组讨论会暂停,收回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并找林彪谈话。毛泽东对“天才”问题上纲很高,令人震惊。显然,一场运动中的运动又将开始——这就是继而全面开展的“批陈整风”,开始打击林彪集团。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张春桥恢复了镇定。一直“静观”的康生气势汹汹登台了。他煞有介事地宣称,庐山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是“二陈合流”,他采取移花接木,栽赃诬陷的卑劣手段,从背后捅陈毅一刀。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1971年夏天,陈毅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住在同一医院。陈毅把庐山会议前后详情向乔冠华说了一遍,最后愤怒他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乔冠华建议陈毅找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从容地摇摇头,说:“中国有句古话,‘止谤莫如不言’。有许多事,你越去解释,越说不清楚。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我现在不说,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第四节“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临近结束时,陈毅、徐向前等几位老干部都曾向黄永胜提出:能否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黄永胜电话中一口回绝:“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张茜见丈夫身体日渐消瘦,腹痛加剧,心中着急,催陈毅连夜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玻周恩来接信立即复函同意。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1970年10月21日,陈毅和夫人张茜回到北京。此时,陈毅只有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当天便与解放军301总院联系。医院回电话:6病室没有床位,等准备好床位,再通知。直到26日才来了住院通知。其实,南楼6病室有5组空病房,只因黄永胜正在住院,听说陈毅要来住院,气哼哼地说了句:他来吧,我走!医院负责人便不敢收治陈毅,直拖到黄永胜出院。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住院难,诊治更难!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陈毅在6病室没住几天,又被搬到5病室。陈毅后来曾多次对妻子张茜说:“我对301医院没有意见。”因为他凭直觉也判断出谁是制造冷遇的幕后总指挥。陈毅住院的第二天,李作鹏也住进了6病室。当晚,陈毅在走廊里散步,迎面遇上来看李作鹏的邱会作、吴法宪。第二天就被搬离6病室。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下面抄录的是陈毅入院的首页病历: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

  “陈毅,男,70岁,70—10—26入院。

  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主诉:头痛、头昏、高血压10余年,近两月加重。近两年多来体重下降20多公斤。要求住院治疗期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年逾古稀,体重骤降,这本是患有肿瘤等严重疾病的重要体症,理应及时组织会诊,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而,陈毅住院后,医院某负责人专门对医生交代:陈毅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此外,又反复向医护人员“敲警钟”,他是“二月逆流”黑干将,你们思想上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56天过去了,陈毅病历上除了经治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没有一次各科会诊的记录。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相反,黄永胜因胃痛住院18夭,医院某负责人亲自出面为他组织大小会诊16次,其中请著名专家会诊次数达7次之多。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这恐怕就是邱会作“医疗为政治服务”的最好注释。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医生奉命对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不出什么,可以出院。1970年12月22日,陈毅出院了。当然,留在医院病历上的白纸黑字注明: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1971年1月16日下午5时许,周恩来接到301医院报告:陈毅阑尾炎亚急性发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周恩来批准了,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晚,6时15分,手术开始了。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原来,腹腔打开后,医生们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外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部分尽力切除干净。因为手术室根本没有做大手术的准备,手术只能做做停停,原先预定半小时的手术,整整做了5个多小时。

  “峻岭”何人?江青也!

  医院个别负责人担心周恩来查问,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发生差错,以此搪塞周恩来。“检查”送请邱会作过目。邱会作冷冷一笑,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说完在“检查”上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事后,邱会作不放心,又派老婆专门去找那个医院负责人谈话,不要上报检查,自找麻烦。直到陈毅逝世,医院负责人没有向中央、向周恩来交出一个字的检查。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周恩来听卞医生详细讲述了陈毅入院和手术情况,心里十分惦记。301医院是总后管辖的单位,他无法干预陈毅的具体治疗。他十分耽心,夜不安寝,陡然想起致力镭放射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吴桓兴院长。请吴院长为陈毅门诊放疗,他热切期待奇迹在陈毅身上出现。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陈毅手术后两个月开始“放疗”,每周6次,剂量大小,时间长短,完全由吴院长根据陈毅的病情及对治疗的反应来控制。他工作得非常认真,每次要把镭放射点对得完全准确、十分满意后才进行治疗。陈毅从来不询问自己的病情,每回治疗他总是亲热地与吴院长摆“龙门阵”,绝对服从和配合治疗。他让吴桓兴叫自己陈毅、老陈,或者干脆叫老头。有一回,他问吴桓兴:“你为什么道理回到中国工作。”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吴桓兴激动地说出自己心里话:华侨是有爱祖国、爱家乡传统的。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你现在想不想离开?!”陈毅又坦率地问道。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吴桓兴完全信赖陈毅,他也直率他说出深藏心底的老实话:“挨骂的时候,就想走,真想走啊!”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陈毅沉重地点点头,他握着吴桓兴发颤冰凉的双手,真诚地道歉,并鼓励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是要排挤知识分子,不是要排挤华侨的,你相信我陈毅一句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毁灭知识的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吴桓兴被陈毅的真诚和信念深深打动了,他仿佛感到自己是被治疗的病人,而陈毅元帅,则是世间最高明的医生!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五·一”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前礼花缤纷,灯火通明。城楼休息室里,毛泽东正会见各国外宾。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主席,您看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周恩来异常激动地招呼着。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主席,您好!”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军礼。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伸出大手握住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在场的外宾都看清了,眼前这位面容消瘦的军人,正是近两年没有公开露面的陈毅外长。陈毅与外宾一一握手。西哈努克亲王双手紧紧捧着陈毅的手连声问候。翻译们个个喜形于色:陈老总身体很好,还能回外交部领导工作!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

  深夜两点,吴桓兴院长如约走进人民大会堂边厅,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总理步履轻快地迎过来,没开口先绽出笑容:“吴院长,我要报告你个好消息,陈老总吃烤鸭了,吃得好香!我甚至有这样想法,会不会是医生弄错了?

  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陈老总恐怕不是癌症!有这种可能吗?”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吴桓兴被周恩来的动情言语,闪烁着希望的眼神深深感动了,可是,他是医生,不能向总理隐瞒真情:“最近301医院给陈总拍了片子,怀疑已经有肺转移,不过陈总有毅力,适应性强,只要他有食欲,我一定尽力延长陈总的生命??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中国进入联合国??”吴桓兴说不下去,老泪横流。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周恩来久久握住吴桓兴的双手,用力摇晃着说:“谢谢您,吴老!”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蓝天无垠,碧海万顷,白帆点点,海鸥翩翩。一片金色平坦的沙滩上,撑着一把红白相间的太阳桑伞下,暂时离开301医院来北戴河疗养的陈毅和朱德、聂荣臻3位元帅席地而坐,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一阵阵坦荡、豪放的笑声,被拂面的海风送出去很远很远,相比之下,这里没有人监视,没有冷眼恶语,几十年并肩战斗的经历,从哪里都能扯出话题。3位开国元勋每天结伴,欢声笑语从未间断。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周恩来专程到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晚饭后去看望陈毅,再三嘱咐:安心休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了,希望他早日康复。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农历7月13日,是陈毅七十寿辰。陈毅挽着聂荣臻的胳膊,笑吟吟他说:“今年建军45年,我们参军45年,来,我们两个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乡又是老头子,一块合影留个纪念吧!”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石阶下,两位元帅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布军装,面对照相机,坦荡、庄重地笑着。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不多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等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实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经过这次竭尽生命全力的搏斗,陈毅躺倒了,从此再没下过床。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为了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并亲笔批准日坛医院为陈毅作胃肠短路手术。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陈毅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走进陈毅病房,宽慰病人沉重的心。刘伯承被人搀扶着走进病房,他以手代眼,紧握了陈毅的手。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徐向前、李富春都来看望。王震经常逗留在陈毅床边,他怕陈毅寂寞,总是带着小孙女。乔冠华带来联合国遇到的老朋友的问候。叶剑英几乎每天来探望。李先念看罢陈毅退出病房时泪流满面。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1972年1月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4个孩子,嘴唇蠕动着,女儿姗姗把耳朵贴近爸爸唇边,终于听清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唯一的遗言。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哭声骤然四起??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放下电话,望着桌上的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的追悼会由军委出面组织,悼词连头带尾仅600字,简历还占去一半篇幅。

  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许多民主人士都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是当时的政治局规定不允许参加,周恩来无权改动。

  1月10日,中南海“游泳池”。午饭后,照例午睡的毛泽东突然缓缓坐起身:“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超过毛泽东专车。待毛泽东主席在八宝山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报社、电台的记者、摄影师。

  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清泪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重、沉痛:“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孩子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常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骤然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蒙受屈辱的一切同志。

  陈毅逝世的讣告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在陈毅遗像前,毛泽东臂缠黑纱与张茜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倾注深情和思念的唁电、唁函立刻从世界各个大洲和全国四面八方纷纷飞往北张茜曾彻夜不眠,回忆整理出毛泽东主席在追悼会时的全部说话内容。张茜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手术后,她毅然选择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战斗岗位:把陈毅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大量诗词整理出来,是非功过,人民评说!铅印本、油印本、复写本、抄写本,终于把陈毅那一首首用血与火凝炼而成的诗章,在中国大地上传开了。张茜握着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信,苍白浮肿的脸上呈现出宽慰的笑容。

  1974年3月她默默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陈毅的精神、张茜的微笑永远留驻在中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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